北影美女与男友陷入畸恋 数次"陪伴自杀"

北影美女与男友陷入畸恋 数次"陪伴自杀"(组图) 法制周报

北影女生非正常死亡调查

　　“我不相信女儿会自杀，事发前一两个小时她还给好朋友发短信，约好第二天一起出去玩，怎么可能突然想不开去跳楼呢？”2007年1月17日下午3时，尚未从失女之痛中走出来的潘秀芝在与本报记者通话时，又一次泣不成声……

　　2006年11月12日凌晨2时左右，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21岁女孩梁琬鑫，突然从居住的11层房间坠下，当场死亡。一名巡逻的女保安在几分钟内赶到现场，称当时看到一名男子(后证实系梁的男友汪可)正站在尸体旁发愣。事发后，汪家向梁家支付了10万元精神抚慰金，并为汪可办理了休学手续，后称其不知去向。12月19日，因怀疑女儿是受到汪可的外力而坠楼，梁家已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起控告请求。

　　2007年1月17日晚，本报记者采访了梁琬鑫的几位生前好友以及汪可的家人和朋友。从他们口中，记者获知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畸爱故事。 “作为旁观者，我见证了他们的疯狂爱情，我认为无论汪可是否犯罪，他在道德上都将是一个罪人。”梁琬鑫生前的大学室友田越愤慨地说。　


　　研究生男友提供遗书

　　“听到一声重物坠地的闷响和几声歇斯底里的惊叫声后，我迅速赶到现场，看见一个男的（她后来指认此人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汪可）正站在尸体旁发愣。” 2006年11月12日凌晨2时左右，活泼俏丽的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梁琬鑫从居住的海淀区逸城东苑小区11层房间坠下，当场死亡，当时正在小区巡逻的一名女保安告诉记者。

　　事发后，梁琬鑫的男友汪可向警方提供了一份50字的用铅笔写成的遗书，称为梁琬鑫亲自书写，遗书没有落款。遗书写道：爸、妈……来世祈望还能做你们的女儿。警方依据遗书内容，暂未扣押汪可。

　　但梁母潘秀芝看到遗书后，认为笔迹和女儿不同，她不相信遗书是女儿写的。“我不相信我唯一的女儿会自杀，她当晚11点还和同学田越通过手机聊天；事发前一两个小时左右还在开心地吃瓜子看电视。”而潘秀芝夫妇聘请的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涂海涛律师依据梁坠楼后“面部朝天，两眼怒睁，头部向外”等特征，怀疑梁是受到现场另外一人的外力而坠楼。

　　追踪采访

　　男方家人保持沉默

　　“我只能告诉你，汪可晚上来过，是我开的门，后来我就睡觉了，什么也没听见。”与梁琬鑫合租逸城东苑小区11层房间的王俊婷事发时就在房间里，但她没有提供更多线索，与记者匆匆交谈后就挂断了电话。

　　2007年1月17日晚，记者辗转联系到汪可的一位高中同学。他告诉记者：“我与汪可是广西德胜县老乡，他父母原来是当地农民，后经商致富，在柳州买了房子。最近听人说，好像在柳州他家附近见过汪可。”他提供给记者汪可及其母的手机号码。

　　汪可的手机已停机，于是记者尝试拨打他母亲莫女士的电话。电话一接通，记者立刻发问，“请问汪可在家吗？”莫女士下意识地说“汪可在家”。 而两日前，莫女士曾告诉媒体记者，汪可回到老家广西后心情一直不好，最后不辞而别，至今下落不明，他们已在广西当地报案。

　　记者提出采访要求后，莫女士突然称手机“听不清楚”，然后挂断电话。此后她的手机再也无人接听。

　　1月18日中午12时，莫女士通过手机发来短信：“你是好记者就要用事实说话。”记者回信息“您不告诉我事实，我怎么用事实说话？您有需要补充的事实吗？”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之前，莫女士曾公开表示，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对梁琬鑫的死亡没有责任，而且之前已支付了10万元精神抚慰金。

　　北影妙龄女生梁琬鑫的离奇死亡，给所有认识她的人留下了无限感慨：一个如鲜花般绽放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记者希望，梁琬鑫与她男朋友的畸恋故事，能给仍陷于情海波澜的青年男女们带来更多的警醒。

火车奇缘

　　“结发”之喻俘获美女芳心

　　1985年5月27日，梁琬鑫出生在广西宜州市一个小康之家，父母均是当地某银行职员。虽然家境良好，但父母从不娇惯独生女儿，从小教育她要多为别人着想。

　　事实上，梁琬鑫也从未让父母操心，身高1.65米的她因为长相甜美，性格开朗很招人喜欢，“（梁琬鑫的）朋友总是往我们家里来，班级有什么活动，同学都推选她出场。”梁母潘秀芝回忆。

　　2004年2月，梁琬鑫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动漫专业。母亲带着女儿兴冲冲地赶往北京。“卧铺车厢里，汪可的铺位就在琬鑫对面。”潘秀芝对这个皮肤白净、文质彬彬的研究生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的嘴巴特别甜，又出乎意料地热情。”

　　初到北京的母女俩人生地不熟，是汪可跑前跑后安排她们住所，又带着两人参观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潘秀芝临走时，将女儿的电话留给汪可，并请他对女儿多多关照。

　　汪可对这个活泼俏丽的老乡加小师妹也格外关心，他每天都来找梁琬鑫，经常带些夜宵或女孩子喜欢的小东西送给她。梁琬鑫很困惑，偷偷地询问同寝室好姐妹田越，是否该接受这份爱。

　　“梁琬鑫当时已有了一个谈了四年的男朋友，姓罗，对她非常好。梁琬鑫跟我们说，罗一直很尊重她，两人只是偶尔亲亲嘴或额头。梁琬鑫跟罗的感情很好，只是会偶尔抱怨说没有激情。”田越劝她珍惜眼前人，梁琬鑫犹豫再三，决定拒绝汪可的追求。

　　“但是，汪可却用很特别的方式打动了梁琬鑫。”2004年5月27日，梁琬鑫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20岁生日，汪可剪下一束头发，用红线扎好，连同贺卡和生日蜡烛送给了她。梁琬鑫激动得当场流下眼泪，凌晨1时，兴奋不已的她推醒了田越，“越越，你知道吗？寄头发在我们广西是结发夫妻的意思……” “瞧把你乐的，一束破头发就开心成这样，要我说啊，一文不值！”然而，梁琬鑫只是嘿嘿一笑，一夜躲在被窝里辗转反侧。

　　不久，梁琬鑫不顾前男友的苦苦哀求，与汪可走到了一起。

　　陷入畸恋

　　“陪伴自杀”心有多痛

　　“汪可真的让人看不懂，如果我没有认识梁琬鑫，如果我没有亲见他们的这两年多爱情，我简直不能相信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田越流下了眼泪，“不说朋友，仅仅作为一个女人，我深深为梁琬鑫不值。”

　　田越刚开始对汪可的印象也不错，“他特别会照顾小动物，我认为对动物有爱心的人心眼一定不坏。”原来，2004年冬天的某一天，田越在路上看见一只被货车碾断腿的小猫，田越带小猫去宠物医院接上了骨头，但发愁不知怎么照顾它。“梁琬鑫说汪可特别会照顾小动物，果然，小猫很快就活蹦乱跳，还特别黏他。”田越对汪可刮目相看，“我们三个人那时玩得挺好的，天天一起逛北京城。”

　　“有一天梁琬鑫回宿舍告诉我，她和汪可有了第一次。之后，或许缘于‘第一次情结’，梁琬鑫越来越离不开汪可。而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汪可却好像不是很在乎她了。”

　　在田越和其他同学的眼中，梁琬鑫曾经是一个很有朝气、活泼开朗有自信的女孩，然而，“仅两年时间，梁琬鑫憔悴得飞快。她告诉我们，汪可经常怀疑她不爱他，他喜欢她用伤害自己的方式证明爱。她把袖子撩起来给我们看，手腕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刀痕。她却很甜蜜地告诉我，这是自己为了证明对汪可的爱而划的。” “她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汪可。她可以吃最便宜的饭菜，买不超过30元的衣服，省下钱给汪可买两三百元的衣服。而汪可好像觉得这种牺牲理所当然。”

　　田越经常听到汪可这样说梁琬鑫，“就凭你这智商，这么笨，也能看懂我的书？”“就凭你的长相，也不算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配得上我吗？”田越听了很生气，“要是搁我身上，早吵架了。可梁琬鑫却摇晃着汪可的胳膊撒娇，说‘人家是笨嘛！天才，你教教人家嘛。’”

　　“2005年，汪可经常无故怀疑梁琬鑫的爱，他们用很极端的方式证明对彼此的爱，我看得毛骨悚然。2005年他们第一次打算分手，汪可说要自杀，并从桥上跳下小月河，梁琬鑫哭着跟随着跳了下去，结果发现河水没不到胸口。”田越回忆。

　　据梁琬鑫的日记记载，从2005年开始，她有过数次“陪伴自杀”的经历。这是梁琬鑫于2005年4月27日写下的一段日记：“他（汪可）想要走到路中间（撞车），本来坐在路边神情恍惚的我惊的站了起来，紧张地跟了过去站在他身后……可原来他只是伸手想拦出租车，我全身紧绷的神经顿时垮了下来，瘫坐在地上呜呜地大哭了……”

一往情深

　　痴心女子竟三次堕胎

　　梁琬鑫出事后的第三天，潘秀芝从女儿的遗物中发现了几份怀孕化验单，她不禁失声痛哭，“我这个做母亲的没尽到责任啊，汪可竟让她在两年内堕胎3次，她这两年瘦得厉害，粗心的我还以为她是学习累的……”

　　梁琬鑫曾在日记里热切憧憬着两人的孩子，“无论他最后还要不要我，我还是按当初决定的那样把孩子生下来——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肯失去这个孩子了！无论要我付出怎样的代价！只要有这个孩子，我就还能活下去……就算失去了他。”然而，2006年7月15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梁琬鑫最后一次含泪打掉了这个寄予了她全部希望的孩子。

　　对于流产的原因，她在日记中曾隐晦地提及：“他说会把孩子带走，然后我就可以好好地继续在学校念书，继续我自己的生活……我已经宛如行尸走肉一般，伤心和绝望都已经到了顶点。我不能想象没有他的世界！”

　　朋友猜测

　　她的人格早被 “完美谋杀”

　　梁琬鑫的电脑里精心收藏了几张汪可的照片，每张照片都被她精心命名，如“年轻真好”、“酷热”、“KING（国王）”等。照片中的汪可笑得阳光灿烂，长相帅气的他就像天生的明星，无论哪张照片中，他都是理所当然的焦点。

　　汪可的父母原来是广西德胜县的农民，上世纪90年代经商致富后在柳州买了房子。夫妻俩最骄傲的就是拥有汪可这个天才儿子。“汪可在我们当地很有名，很多人都崇拜他。他从小就聪明，学什么都快，又帅又有礼貌，还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但听人说，他在家里说一不二，有些霸道。”汪可的高中同学告诉记者。

　　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梁琬鑫的同学、汪可的高中同学或是梁琬鑫的父母都再三强调，“汪可特别理性，智商非常高，说话逻辑性强，身边的人特别容易对他产生崇拜。”田越告诉记者，“简直就是洗脑”。

　　由于汪可不喜欢梁琬鑫到学校找他，思念他的梁琬鑫经常来到北航等候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看他一眼。

　　梁琬鑫在日记里这样描述汪可，“我就像是一个被花的美丽吸引诱惑，不由自主地走向悬崖的人——我无法自拔，见不到他真的好难过！我看见一个完美的灵魂静静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它美得让我不敢触摸……”

　　汪可曾发过一篇名为《完美谋杀》的网文让梁琬鑫看，还推荐了一部韩国电影叫《漂流浴室》。梁琬鑫拉着田越在宿舍里紧张地看完了。“《漂流浴室》是一部描述男人如何一步步征服女人，女人作出种种牺牲最终却失去男人的爱，然后疯狂自残的故事。我认为只能用‘变态’形容。梁琬鑫却很兴奋，她认为这是符合汪可理想爱情的至高境界。她死后，我突然冒出个念头，两年多来，在汪可的‘潜移默化’下，梁琬鑫的人格与自信被一步步摧残，她的人格早已被‘完美谋杀 ’。”

　　（文中汪可、田越均为化名）

　　律师质疑

　　五大疑点直指汪可

　　2006年12月19日至20日，梁桂铭、潘秀芝夫妇以女儿是被汪可杀害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海淀区公安局、北京市人大提起控告请求。他们的代理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涂海涛律师认为，此案至少有五大疑点。“根据许多证人的证词以及梁父母提供的录音证据，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谋杀案。”

　　【疑点一】 汪可被侦查人员带走后的几个小时内，始终不承认自己就在梁婉鑫居住的房子里。而现在有许多证词能证明汪可事发时就在梁婉鑫的屋子里，并且是唯一可能存在犯罪动机的人。

　　【疑点二】 梁琬鑫没有任何自杀的理由。梁琬鑫刚走出失恋的阴影，被日本一家外资企业录取，2007年2月要到日本深造；当晚她还和同学田越通过手机聊天；事发前正在吃瓜子看电视。

　　【疑点三】 梁坠楼后“面部朝天，两眼怒睁，头部向外”，从客观上看，这是极不正常的死亡现场。自己跳楼的人，很少人会从窗口倒着往下跳。另外，死者坠楼后，只有一只紧系在脚上的鞋，另一只鞋到底到哪里去了？

　　【疑点四】 汪可既然称自己不在屋子里，怎么会在凌晨2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而且站在梁婉鑫的尸体旁发愣？

　　【疑点五】 为何汪可事后主动跪在梁的父母面前？汪家为何赔偿了1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称要为梁的父母养老送终？

　　专家说法

　　畸爱源于“缺乏安全感”

　　2007年1月18日，本报记者就此案采访了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曾伏云。曾伏云是大学生心理问题方面的资深专家，还处理过类似的心理案例。“应当说，这种极端的案例在大学生中不典型，但也并不鲜见。”

　　曾伏云仔细研究了汪可与梁琬鑫的恋爱过程后，认为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并且很相似。“汪可与梁琬鑫在恋爱过程中异常害怕被遗弃，希望能得到对方完全的爱，沉迷于毁灭性的情感。实际上，汪可对梁琬鑫的先热后冷就缘于这种心理，他害怕被抛弃，因此他会在没被别人抛弃前，先把对方抛弃。”

　　曾伏云告诉记者，“梁琬鑫与他的心理非常类似，所以两人一拍即合，沉醉于虐待与被虐待的游戏。汪可在工作、生活中树立的是正面形象，然而，内心深处，他的负面情绪需要发泄，发泄口就在于梁琬鑫对他的依赖。”

　　曾伏云曾为这类人群进行过心理辅导，“关键是找出他们在幼年时0-2岁阶段，因何原因欠缺安全感，重构当时的情境，配合心理专家进行治疗。另外，还要长时间配合心理专家进行自我身份的正确确认。”

大学生就业艰难 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再度抬头

大学生就业艰难 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再度抬头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2日10:29 中国新闻周刊

　　在经历了1000年的科举、20多年的“知识改变命运”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忽然成了头号难题。不可避免地，这引发人们对于多少年来一直不惜工本地追求上大学本身的思考。

　　本刊三名记者分别对贫困的四川邛崃山区、富裕的浙江温州玉壶镇和大城市北京、上海展开调查，我们会看到，在乡村和中小城镇，人们会很现实地考量在教育上的投入产出，一旦有其他可能，就不再把上大学当成惟一的进身之阶。而在大城市，人们对教育的崇拜，仍然是一种迷狂。它背后显示出的，是中国上千年来，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的历史沿习。然而，在今天，这种惯例已经显示出维持不下去的迹象。

　　大学，上还是不上？

　　“山区的农民都是非常现实的，你给他说得
天花乱坠也没用。如果他们感觉上学的钱最后收不回来，是绝对不会让孩子去的”——一位山区教师

　　北京西四环外的世纪城旁，有一片绿地，50岁左右的园丁孙文强正在挖树坑。孙文强从家乡出来打工已经有20多年了，从每月挣200元工资干起，现在他每月的工资已是700元。这700元钱，他每月只留给自己50元做生活费，再划出150元，是为将来买的一种养老保险，其余500元，他全部寄给正在上高一的儿子，作为学费。儿子每年的学费，是6000元。

　　“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孙文强说道。“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

　　与这位辛苦劳作的父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来自贫困农村的研究生去年9月在“关天茶舍”发的一个帖子：“随着后来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村民对大学生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们由原来别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别人敬而远之甚至是鄙夷的对象！其实村民的变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年大学我们花了家里那么多的钱，把原来还算可以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更要命的是，毕业后还没有好工作，甚至毕业就失业，在他们看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大学无用论’和‘大学致贫论’就这样点点滴滴深入到村民的心中。”

　　这个帖子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跟帖多达上千条。

　　山区青年的憧憬与现实

　　从成都市往西南75公里，就是邛崃。这里地处丘陵，除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坝子(平地)，四周群山环绕。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这里经济相对落后，2005年的人均GDP是9033元，在成都所属的19个区县市中位列倒数第三，不足成都市区的1/4。

　　酒厂技术员田维和这里的青年男子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这里最快捷的交通工具——穿行在乡间忽上忽下的小道上。前面是一道山梁，翻过去又是一道，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田维去年刚从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他干的工作，是负责检查酒的装箱，并把出货的情况录入到电脑中去。学了四年计算机，这工作简直就像“玩一样”。自从上小学时起，他就憧憬着通过上大学，找上一份好工作：像村里以前那些大学生一样，进一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稳定，每月拿3000多元的月薪。而今天，他在试用期的工资，每月只有800元，甚至不如那些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他骑的摩托车，还是一个没上大学的老同学借给他的。

　　田维初中时的班主任胡明清老师对记者说：“(田维)这孩子的成绩可好啊。他们那会儿的学生，每天都是5点钟就起床开始学习了。现在的孩子跟他们那会儿相比，可差得太远喽。”

　　功课好，是田维靠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最好本钱。但在今天，上大学光是学习好是不够的。田维在考上西南科技大学时，计算了一下，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至少要1万元。而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是5400元/年，剩下几千元钱的缺口要由家庭负担。上到大三时，在陕西汉中打工的父亲突然出了事故，不幸去世，好在田维只剩下一年的课程了，家里勉力支撑才把他的学业供了下来。他没有想到，今天的大学毕生就业形势，比起几年前，已有天差地别。

　　邛崃市教育局高中科科长尹全文向记者回忆：“在以前，邛崃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当时孩子能够上一个大学，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会来支持。” 胡明清解释道，在农村孩子的眼里，改变自己的命运，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使自己不会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愿望。

　　实际上，上大学还不是那时候邛崃农村孩子的最优选择。

　　“在过去，中等师范才是最受欢迎的。”胡明清老师告诉记者：“在2002年以前，我们这个初中最好的几个学生都考到了中师，比他们稍微差一点的才会去考高中，考不上的就回家种地去了。”

　　“考上了中师就意味着你抱上了铁饭碗，国家负责分配，进了这个门，你便是国家的干部了。”胡明清说。

　　一切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这一年开始，中师不再包分配，过去的门庭若市突然变得无人问津。那两年的中师毕业生们，被田维称作最“霉”的一代。因为其中很多孩子在初中时都是成绩出类拔萃的，而后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够成为某所学校里的代课老师。

　　2002年，也是从1998开始的大学扩招的影响开始显现的时候。

　　“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和田维不同，田维的堂妹田宗秀从小功课就不好。两年前，刚上高三的田宗秀退了学，开始打工。“我从高中退学的时候，一位室友对我说：‘你一定会后悔的。’可我到现在也没有后悔。”她笑着对记者说道。虽然开始的时候，田宗秀发觉打工比自己想像中的还要累，还要难。在火锅店她吃过冷饭，在
蛋糕店老板拖欠了她的工资，在小吃店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最苦的，还是在成都郊区的一家鞋厂里，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夜里12点，中间只休息了1个小时，才最终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干完。虽然吃了许多苦，田宗秀却没太把这些当回事，她觉得这都是迟早要经历的。她记得，自己有一个月挣了1000多块，那时每天回到宿舍累得就不想动了，但是心里却觉得很值。

　　事实上，田宗秀原来所在的平乐中学11班，在高一入学时有78人，等到高三下学期就只剩下30多人，于是学校干脆把这个班级给拆掉了。而在这30多名学生中，也只有十几个最终考上了大学，剩下的，几乎所有人都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田宗秀告诉记者，大学扩招以后，许多大专，只要交学费，即使你没在学校，没有成绩，它都会接收你。但是，田宗秀觉得，即使自己读个大专出来，恐怕也会像周围许多人那样，找不到好工作，况且上学还需要一大笔钱。

　　在邛崃，一名高中生一年的费用大约为4000元，考上大学后，一年的费用将不少于10000元。而《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邛崃的情况还要低于这个平均数字。

　　邛崃市道左乡教导主任吴刚告诉记者：“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算计，如果考上一所很一般的大学或大专，出来找不到工作，那还不如让孩子去打工。” 而按胡明清的感觉，最近几年回来的大学生，有40%都非常后悔读大学。“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而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平乐中学政教主任吴忠说，为了便于管理和保证学校最后的成绩，学生一入学就会按成绩分班。这样，排名最后的3个班级到高三以后，会有大约60% 的学生保留学籍去学一门技术或是直接去打工，而不再参加高考。而另一名平乐中学的老师张世蓉对记者说，“如今的家长已经基本不会因为贫困原因而让孩子退学，更多的家长都是因为就业问题而同意孩子放弃学业。”

　　根据邛崃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毕业的99级高中生，入学时的总人数是1831人，毕业人数则为1673人，比例为91.4%。之后的几年，这个比例一直在呈下降趋势，到了今年，这个比例为79.4%。也就是说，这里的高中流失率达到了20.6%。

　　从高等学校方面的反馈，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一些就业前景相对较差的学校或专业，新生报到率不足问题凸显。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陈永芬对记者表示，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名额浪费，每次正式录取时，学校都会打电话征询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愿意来就读的才予以录取。但即便如此，该校今年最后仍有10%的学生未来报到。田维觉得，现在中学生的选择其实是更加理性化了：“比如考大专，就一定要选择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如果能考上本科呢，也不会随便考一个大学就完了，不好的大学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的。”

　　不上大学，往哪走？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不能靠读书考出来，出路只剩下一条：回家种地。到今天，这条路依然存在，却没有什么农村孩子再愿走了。以田维家所在的太阳村6组为例，与田维年龄差距在3岁以内的年轻人，95%都是在外面打工。不过与父辈们略有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大多还留在成都周边，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并且不再愿像父辈们那样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这一代年轻人也已不太在乎有没有城镇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已不再能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与城里人所上保险的数额不同，但只要你在某个地方打工，他(雇主)都会给你上的。”田维说。

　　进城打工，也并非就是这些农村青年们的最高理想，田宗秀悄悄告诉记者：现在她每月至少可以存到500块钱。她已经算好了，等到存够两三万，就可以回去开一个卖手机的铺子。

　　和田维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黄永科，比田维早一年就回到了家乡。因为功课没田维好，黄永科最终只念了一个体育师范的大专，回到自己当年上过的初中当了一名体育代课老师，因学历不够还当不上正式教师。

　　但大专生黄永科的心要比本科生田维的更大。他对记者说，教书对于他来说，只是解决一时的经济问题，他的目标是，在邛崃开一家健身房。黄永科算了一下，先期投资差不多要4万，这个钱自己一时也拿不出来，准备找几个人合伙一起干。他现在每周都有三天到邛崃市内的一家健身房带操，“当(健身)教练吃的只是青春饭，现在是在积攒经验，学习更多的管理理念，为将来打好基础。”黄说。黄永科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在邛崃的乡村，他很个别：不爱打牌，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我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打牌上；这一年来，我上课都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跟学生交流。我知道，我的普通话将来一定用得上。”黄永科还总是时不时地感慨道:“四川人休闲就是打牌、喝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一点健身的气氛都没有。要真的想做健身这一行，还是要去那些地方：北京、上海、深圳。”(记者 王寻）

城市中的教育崇拜：家长投入不计经济规律

城市中的教育崇拜：家长投入不计经济规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2日10:29 中国新闻周刊

　　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教育崇拜或是教育迷狂，不是能用经济学规律解释的。它反映出人们想用教育来改变自己地位的一种扭曲的信念

　　★ 本刊记者/黄艾禾 陈晓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着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就算进了一个重点学校，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放心。最好是能进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如今从教育部到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许办重点班，连重点学校将来也要逐步取消，所以，学校里的重点班，今天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何晓娟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一所重点学校。为了进重点班，他们也去找关系托熟人，各种相关小道消息在家长间满天飞。有人说，十几个新生班中，一二三四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最后的四个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中间的随机的四个班。

　　开学的那天，十几个班的新生进了教室，家长们在外面惴惴不安地猜测。到下课时分，孩子们纷纷出来对家长说，老师说了，我们班才是重点班！——几乎一大半的孩子都这样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 环环相扣的“完美”教育链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杨骏在龙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着进入高三前的分班。杨雪梅下了指标：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着一场接一场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着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区重点中学与市重点中学，差距有多少？上海闸北八中属于闸北区重点，它去年的高考本科上线75%，在上海同类学校中的地位是中上。而这个成绩是无法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中学——如另一名高中生郑青就读的控江中学相比的，在那里，“第一批本科”的升学率是80%以上，在上海市排名前十。但控江中学与有“四大名校”之称的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相比又相形见绌了，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 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但那些发生在国外的变化规律，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不起作用。“一个理智的社会，如果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平衡，社会会自己做出调整。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康健说。

　　上大学还是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们，特别是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会投入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与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代人普遍的一种挫折感有关。当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就把人生的期望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肖兰的话颇有代表性:“孩子如果没上大学，将来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但是奋斗了半天，如果他(学习)不好，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绝对是人生的挫折。我工作得再好，再有成绩，比不上我儿子学习好更让我高兴。”

　　大约10年前，张艺谋执导、顾长卫掌机拍过一个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里面讲的全是因为上了大学使一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鲤鱼跳龙门的生动事例。这在当时也确实是事实。当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他们发现“好工作”多得遍地都是。一位78级的大学生回忆说，毕业时全班同学百分之百进了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有若干同学因为嫌北京的饭不好吃执意回家乡，浪费了若干“留京指标”。

　　在2004年出版的，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对于教育在中国各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有过考察：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中国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比如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其主要的影响指标是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而到了1978年至1991年，则主要是看受教育程度了：因受教育程度高而进入全民单位的人，已是没受过高程度教育者的18倍以上。

　　“伴随着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进人标准的改变，大学生由干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文凭与考试成为就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先决因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写道。这本书中的有关数据，截止到2001年。

　　但经历了这些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及1999年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后，教育还是不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

　　根据北京大学课题组的一份《2005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在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进了“体制”内，吃上“国家饭”的(即国企、学校、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仍占到了62.9%。(详见表)

　　另一份调查，是关于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据《新京报》公布的一份数据，在7419名被调查者中，选择政府机关的人占到37.6%，排名第一。

　　对于有如此多的大学生想进政府机关，北京市教委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说，200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有18万，37.6%的比例就意味着6.8万人想去政府机关。但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录取公务员的计划只有1万人，北京市的政府机关也不过录取几千人，显然会令很多人失望。

　　1982年的时候，77和78两届大学毕业生加在一起，不过是41万多人。而当时的中国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已是多年没有补充大学生了。但 2006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总数413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却已经基本饱和。这条向上流动的渠道，变成了极拥挤的钢丝索。这就是
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达到狂热的42比1的现实背景。

　　北京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钱民辉教授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今天城市里的教育迷狂：“在今天的城市里，家长们其实可选择的余地更小，农村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可以从自然、周围环境中找到出路，城市里，孩子没有上大学，他的就业基础就非常脆弱，他会去做保姆或保安这种工作吗？”

　　寄希望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

　　“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学生已被赋予一种光环，公众也有一种普遍期待，似乎他是在政治、在经济、在文化，在各个方面什么都能干的精英，所以也成了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钱民辉说，“现在的大学，仍然是培养‘无所不能’精英的模式。其实，高等教育更多地应该培养人们的专业素养，但他们受的教育恰恰没有做这些专业工作的素质。”

　　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将消灭教育崇拜的希望，寄托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教育的狂热，或许是源自于所有的人都在盯着同一条路，同一个热门专业，同一个高薪职位。”改变一个城市的教育狂热，要冀望于教育分流。“农村的孩子资源有限，想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地位，无可厚非。但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的下一代可以试着让位，选择自己喜欢的而不是热门的专业就读。”刘京海说。

　　刘京海的女儿上大学，第一次入读的是复旦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到第三年的时候休学一年。在这一年的游荡生活里，她培养出了对戏剧的热爱，毕业后转读上海戏剧学院社会表演系的研究生。他女儿的选择，或许算是一个教育专家家庭的身体力行。

刘克亚----从安徽农民的儿子到华尔街金领

刘克亚----从安徽农民的儿子到华尔街金领 财经频道

他为何能从安徽农村走进世界顶尖商学院？

他如何从“中国牛粪”成长为世界50强企业的北美市场总监？

从百老汇走来的金领培训师为何说一场英语培训创造20亿元的财富？

在美国，他一年实现2.5亿元的销售额，一场培训收入75万美金，他为何放弃绿卡回国？

聋哑英语：“中国牛粪”的奇耻大辱

“为什么狗头牌罐头这么难吃？”刚到美国半年的刘克亚觉得在超市里刚买的食物虽然省钱，但实在难以下咽。这时，刚进门的一位华裔朋友惊呼起来：“你怎么吃狗食呢？”他才恍然大悟，因为看不懂英语说明，再次吃了苦头。1991年，26岁的刘克亚以576分的托福成绩赴纽约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国内十多年英语的锤炼，曾使这位中国科大的毕业生自命不凡。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到了美国，他的嘴巴耳朵却一起失灵，中国式英语口音常成为美国老师同学的笑柄，背了很多英文但却无法遣词造句。他无法给美国学生做助教，只能默默地做最低级的化学实验示范员的工作。一次“牛粪”事件的奇耻大辱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Bullshit！”当着500多名美国大学生的面，纽约大学化学系主任痛斥刘克亚。

因为化学药品有问题，实验效果不明显，他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到示范员头上。″What？(什么)″在讲台上急得满头大汗的刘克亚又多了一个新麻烦----—不知教授何意。″

YouChineseBullshit！″系主任更加恼羞成怒。当时，学生中的华裔移民大叫：“是牛粪！他骂你牛粪！”刘克亚这才明白自己被骂作是“中国牛粪”。

“你可以批评我的无知，但你不能侮辱我！”他愤怒得要命，但他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呐喊，无法用英语直抒胸臆。面对500多名美国学生，他非常尴尬，真想冲上去揍系主任一顿，但是他最终强忍怒火！因为他当时的命运操纵在系主任的手里，每月从主任那里领取1000美金的助学金。强烈的耻辱感使他痛下决心：“我一定要学好英语！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一定不能因为语言的障碍在美国无法创造个人的辉煌！”

突破英语：从百老汇走进美国第一商学院

刘克亚从可怜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聘请一位好莱坞退休演员和一位电台主持人做他的口语老师，用每小时20美元的学费请英语家教，很多中国留学生都觉得在花冤枉钱，但他却学得不亦乐乎。他的进步特别快，热心的老师建议他去世界戏剧的最高殿堂----—百老汇剧院学即兴表演，这种表演必须用英文去表现自己感染观众，实现沟通与思维同速。

十多年“聋哑英语”的困境、死记硬背、一曝十寒的陋习被迅速突破，刘克亚找到了事半功倍的方法：美国口音是关键！造句能力是核心！肢体语言是基础！自我管理是保障！

半年多后，刘克亚用英语演讲已字正腔圆、出口成章，肢体语言挥洒自如。没做一道模拟题，他就从容参加考试，托福考了667分(总分677 分，他只错一题)，被美国排名前10位的4所商学院同时录取。最终，刘克亚选择了凯洛格商学院。当时，凯洛格商学院已连续6年名列美国商学院排行榜榜首，其营销专业更是连续20多年雄居美国第一。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的刘克亚第一个想到的是纽约大学化学系主任，他当面向主任提出退学，主任特别吃惊，“中国牛粪”竟然考入了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商学院！在纽约大学，因为语言实力和经济能力的限制，他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能这么做、敢这么做。系主任从刘克亚身上看出：中国人不只是他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也有自己的选择，在掌握英语后他们完全可以去掌控自己的命运。

美国人没有借钱的习惯，但一位美国朋友主动借给他8万美金的学费，他说，克亚敢想敢为，比很多美国人更富有激情和自信。入学后，刘克亚在凯洛格的录取档案上发现了面试官----—美国高露洁公司主管市场的副总裁对他的评语：“语言能力强，没有外国口音，有信心、有激情、有思想深度，表现出成熟的个性和领袖气质。”

英语改变命运：中国金领战胜自卑

“20年后，中国产品和服务将横扫美国市场！”在凯洛格毕业的聚餐会上，克亚慷慨陈词，一些美国同学一笑了之。但他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决心将来回国发展教育，在这之前用4到5年时间去美国最好的公司实践。

在美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做市场经理是很多美国青年梦寐以求的职业，由于这一职位对语言沟通能力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几乎一直是美国本土白领的专利。商学院毕业后，克亚进入了罗门哈斯公司，这是美国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已多年雄居世界财富300强排行榜。两年后的一次面试，他的肢体语言、金领口音和非凡的自信同时折服了4位副总裁，他们破例录用克亚为世界50强企业施贵宝公司唯一的外籍市场总监。

在业余时间，他阅读了上千本语言学、心理学、表演艺术、神经学著作，访问了上百位一流的企业家、政治家、记者、科学家、学者、运动员、演员，并自费用十多万美金考察了美国各主要流派的个人发展课程，和朋友在费城创办了个人发展培训公司。

他的“自信与口才”培训，一次就吸引了1500多名美国人参加。使用自己的第二语言培训说第一语言的人，去传达人生最深层的情感和智慧，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刘克亚走上了讲台，他用自己独创的“情绪管理技术”在一瞬间就消除了恐惧，他潇洒地表演学贯中西的自信，他给美国人讲自己的成长故事 ----—他六岁之前没穿过袜子，上阜阳一中之前没穿过缝纫机做的衣服，裤脚都是一长一短；后来，他来了美国，他必须和那个叫自卑的魔鬼作战，洗血“牛粪”的耻辱；英语使他增强了自信改变了命运！

作为施贵宝的北美市场总监，他第一年就实现了2.5亿元的销售额，使公司的市场份额提升了15%……

雄辩的事实、独特的技术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第一次领悟到自卑的真正原因并找到解决方案，美国学员都欣喜若狂，他们兴奋地站在椅子上高声欢呼：“Imustchangemylife！(我一定要改变命运！)”

一位美国白领眼含着泪水对他说：“你的演讲太棒了！一开始我以为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后来，我知道你是老外，曾一度想退场。你到美国才6 年时间，但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现在却花钱听你来教导，我有一种莫名的嫉妒和不快。以前我对中国人有一种抵触情绪，认为你们钻了美国教育和就业制度的空子。现在我确实感到，你的成功是自信和奋斗的结果，你也为美国创造了财富！特别感谢你帮助我找到了痛苦的根源—----缺乏自信和自我管理！”

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公开演讲比死亡更恐惧，用刘克亚独创的“自信激发技术”、“做电影技术”，培训班的学员在当场都纷纷敢于登台畅所欲言，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超越而欢欣鼓舞，这时，刘克亚又会联想到中国人的“聋哑英语”……

表演英语：美国人自信与口才教练的中国梦

正当刘克亚在美国的事业蓬勃发展时，他做出了一个令很多朋友大跌眼镜的选择：

在2000年新千年钟声敲响前回到中国，放弃绿卡和百万年薪，只把那些大书架上价值百万的个人发展和英语学习书籍带回国。不久，他又辞去北大在线副总裁的职位，全力以赴帮助中国人攻克英语改变命运。

作为一个留美10年的中国人，刘克亚深深体会到，时代正召唤中国人以更好的口才和自信去迎接奥运与入世，只有攻克英语发展自我，个人和民族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好的表演，他创立了“表演英语”。《表演英语突破法》系列教材正在全国热销，在各大城市的大型培训反响强烈，已有100多万观众和读者体验到了快速突破发音的狂喜，

获得了全面突破英语的方法。北京市学联已邀请刘克亚去北大、清华、北外等著名高校做大型培训。

在推广中，刘克亚发现，即使在全国重点大学，学生美国口音与英国口音混淆、自信与肢体语言不足等问题也很明显，中国英语教学确实已到了急需改变和突破的时候！

为此，他经常一天连续做10小时的培训，通宵达旦地编写教材与专著。

“帮助人们拓展视野，用英语改变命运，创造个人与民族的辉煌，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教学培训事业的意义。”刘克亚正实践着自己的中国梦----—

“中华民族的崛起必须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媒体如是说：

刘克亚是20世纪90年代初走出国门的留学生，然而就在短短的6年学习生活当中，他就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站在美国的演讲台上让美国人疯狂不已。刘克亚根据中国人的学习特点创建了表演英语突破法。他要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丰富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中国青年。

摘自中央电视台《讲述》专栏《站在美国演讲台上的中国人》克亚和朋友合作，在美国举办了有关个人发展的培训。培训的第一年挣了75万美金。收费500美金一天，开始人们觉得贵，后来就觉得很划算，就算5000美金也不觉得很贵。因为找到了他们的自卑，并且面对自己的自卑，找到突破的方向，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摘自《他教美国人战胜自卑》《中国青年》2001年第22期

刘克亚以纯熟的口语为1500名美国人作了“如何建立自信”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一位美国人对他说，我在美国生活了36年，而你才来了6年。你的英语语感竟然比我强，真不可思议！

摘自《刘克亚：我的英语比美国人好！》《女友》2001年第23期“在美国，我为美国人做自信和口才培训，一天的培训费是每人500美金，但我坚信，帮中国人攻克英语比教美国人战胜自卑更有意义。”面对南京人民大会堂内6000多双惊奇的眼睛，一位培训师激情洋溢，“通过今天的培训，假如你能掌握英语进入涉外企业或获得提升，每月收入增加2000元，按你工作30年计算，你将多创造至少70万元的个人财富，我们大家将共同为中国多创造20亿元的财富。”

3000多名英语爱好者一起跟着他用投入的肢体语言、纯正的美国口音宣誓以决心、信心、恒心、雄心攻克英语。仅用5分钟，大家都发准了一个最难发的美国辅音；“做电影技术”使他们在欢笑声中手舞足蹈，把3个大学六级词汇运用自如；他独创的“肢体语言技术”、“自我管理技术”弥补了各类学校英语教育的空白，实现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长效与速效的统一，令全场观众兴趣倍增群情振奋。

他，就是表演英语创始人刘克亚。作为世界顶尖商学院的MBA、世界50强企业的北美市场总监、美国人的自信与口才教练，他竟然放弃在美国的一切，毅然回国培训英文，这不能不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曾两次放弃申请绿卡，很多中国留学生朋友都说我是神经病；我回国后做了一年多的英语教学的科研和调查，在北京、广州、南京等地做了多场大型英语培训，朋友们改口说我是轻度神经病；现在，我推出了《表演英语突破法》系列教材，用四大技术填补了传统教育的空白，向 100多万同胞传授了英语突破法，获得了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等全国数十家主流媒体的关注，朋友们又改口说：我很与众不同，选择很独特。”刘克亚说。

英语曾是他心中说不出的痛，英语曾帮助他从一位安徽农民的儿子成为世界顶尖金领，现在，他要帮更多的英语学习者“说美国口音，做世界金领”……